照片中的七个人有共同的特点，他们都是身穿长袍马褂，都是在十九世纪来到中国的英国传教士。还有，他们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大学：剑桥大学。他们被称为“剑桥七杰”。他们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呢？这与另一个人有关。
一八八三年的一个春夜，有一匹马慢慢的穿过山西省会太原的街道。 这匹马在工人，乞丐和小贩之间穿来穿去不时停下来, 让路给满清官吏的轿子。骑在马上的人偶尔对路上的熟人打个招呼，或向那些恶意皱着眉头的人，露出耐心的微笑。他有一副中国人的打扮---长衫，马甲，留着辫子。 只有当你再看他一眼时，才会发现他是外国人。这就是司可福(Harold Schofield)---牛津大学毕业，一位年轻而出色的医生, 为了基督的缘故，甘愿舍去前途，把自己囚在中国。
司可福走进中国内地会那间普普通通的屋子，迅速地对诊所瞄了一眼, 看看他去乡间这段时间内，急救箱是不是已经运到了。然后，他走进客厅和太太打个招呼。晚餐早已预备好了，但他没有吃，只和太太讲了几句话，就踏着摇摇晃晃的梯子，走到楼上的卧室里去了。他从窗口凝视着街上，拥挤，嘈杂，充满了阵阵的臭味---粪便，垃圾，汗臭和商铺，老旧房子的混合味。他的眼光沿着街道向河看过去，再朝向远方的小山坡，心中想到的是这城，这省里众多的生灵---九百万居民，他们还不认识基督。只有五，六位宣教士在这里。想到在田间饱经风霜的农夫，在宫廷里酒醉饭饱的满清官吏，陷在郁闷生活中的妇女，数不清的庙宇,泥塑木雕的偶像，他的思绪又飘回到故乡。那么遥远，那么遥远---二十天才能到海法，再要六个星期才能到英国。英国教会很少想到千千万万的中国人。那些有心志前来的，又往往缺乏学识和训练。然而，一个牛津的高材生---司可福，体会到了这里的需要。就这样，他再一次在床边跪下来，把一切交托给神。他求神唤醒英国教会对中国的关心，求神兴起人来传他的话语，呼召一批有才能的大学生差遣他们来中国工作。要不是他有信心，这个祷告听起来实在有点荒谬。当司可福两年前(才二十九岁)， 离乡背井，来到中国的时候，宣教士里大学毕业的蓼蓼无几，即使有，也都到非洲和印度去了。司可福所属的差会历史很短，没什么名气，但他自己却有这种负担。 几个礼拜以来，他一直这样祷告，顾不得吃饭和休息，全心全意向神祈求。夜色渐渐侵入这间小小的卧室，司可福仍然跪着，倾注于一件他未能活着看见的事上……
一八八五年，伦敦，一个阴湿的冬夜。一大群人走进斯特兰路的爱塞特厅，里面挤满了男女老幼，三教九流的人。台上有四十多位剑桥大学的学生，他们身后的墙壁上，高挂着一幅中国大地图，长度是从厅这一头到厅那头，桌上放着一小叠中文新约圣经。时间到了，主席走进来，后面跟了七位年轻人，年纪稍稍长于那些大学生; 一看衣着和举止，就知道他们是有学识，有地位的。开始是一段祷告和唱诗，接着主人介绍了这七位年轻人，就是被称为剑桥七杰的。然后，告诉全厅的人，为什么他们第二天就要离开英国，到中国内地去宣教。
他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发言:司米德(Stanley Smith) ---普顿和三一学院毕业生，当年剑桥划船队的操舫者; 章必成(Montagu Beauchamp)---三一学院毕业生，男爵之子; 何斯德(D.E. Hoste)---炮兵少尉，少将之子; 凯色(W.W.Cassels)---莱普顿和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，英国国教副牧师; 西瑟瑞纳(Cecil Polhill Turner)---伊顿和剑桥的毕业生，骑兵队军官，放弃升迁的机会，加入此一行列; 其弟亚瑟瑞纳(Arthur Polhill Turner)---伊顿和三一学院毕业生; 最后一位是施达德(C.T.Studd)---伊顿和剑桥的毕业生，当时全国最出色的板球选手。他们告诉大家最近这些年日来，神怎样呼召他们放下原有的事业，一生投身海外宣教的工作。
剑桥七杰的行动大大地震撼那个时代，那个重视学识地位、崇拜运动才能的时代。然而在今日，他们的见证和司可福蒙垂听的祷告，仍令人深受感动。我们应该来看看七杰们不凡的牺牲：他们看不惯虚有其表的信仰，对基督的呼召全心响应，他们紧紧抓住了到异邦传福音的机会。自1885年来，剑桥七杰的信息一直在各地引起回声：「除非你完全降服于神，否则你就不能知道祂的心意：一旦你降服了，祂就会告诉你，祂要你做什么。」
